政策接受度是影响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理解公众政策接受度的认知规律，对于从理论上揭示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底层逻辑、从实践上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并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对政策接受度的概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并着重探讨了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区分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也尚未解释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形成机制的差异。基于此，论文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政策情境，对公众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基于“宏大叙事”的抽象接受度与基于“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加以区分，并对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认知特点展开比较分析。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在社会信用体系政策场景中选择个人与社会两个层次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作为自变量，通过OLS回归等分析方法，探究其对抽象与具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政策的抽象接受度总体显著高于具象接受度；抽象接受度同时受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而具象接受度只受个人层面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公众基于“宏大叙事”对政策的抽象认知受到理性与道德的共同作用，而涉及“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则仅受理性影响。作为微观个体，公众既是期盼社会诚信水平得以提升的“社会人”,也是担心隐私泄露的“经济人”。抽象接受度体现出微观个体同时衡量个体与社会的风险收益的“社会人”特征，而具象接受度则体现出微观个体受访者基于纯粹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人。研究结果揭示了在政策议题中公众作为微观个体的复杂心理，并对政策实践者面向公众开展政策沟通具有启示意义。

郭跃、邓仪正、付雪聪.“宏大叙事”与“切身利益”:政策接受度的多层次比较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 2023,16(05)，67-85+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