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技术由于历来受到各种争议成为学术界探讨科技与社会互动的典型案例。二战后，核技术开始被运用在发电领域，用于解决能源供给、调整能源结构。然而，无论是在全球还是我国，核电发展并非一帆顺利，特别会受到灾难性核事故的影响。随着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逐渐增强，加之媒体多元化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核电发展面临接受公众考验的“新常态”。与此同时，政府对维护公众在重大项目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也愈加重视，公众接受度已成为核电项目能否落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鉴于后福岛时代公众对核电项目的关注程度不断加深并引发的“邻避事件”，本书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出发，基于后福岛时代中国的核电的公众接受度实展开实证研究，对公众对邻避设施的微观认知的特点、影响因素以及外在制度干预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讨论。

本书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公众对核电的内心认知过程中，邻避主义所基于的“经济人”假设难以完全得到验证，情感认知与社会信任等非理性因素发生着作用。公众对核电项目的内心认知过程中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公众对核电项目的情感认知以及社会信任同样会影响公众的接受度，而公众的知识水平并不显著影响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公众在核电的心理认知过程中，会受到来自政府政策干预，并形成政策反馈效果。政策反馈的解释效应有利于加强公众对核电项目的情感认同，也是公众对核电认知并非完全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一个重要原因。本书首次系统从行为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分析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接受度，既为我国核电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公众接受度证据与政策参考，并丰富了行为公共管理中公众的认知如何受到外在刺激与制度干预的解释；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政策反馈影响公众接受度的解释框架并予以验证，强调了政策反馈对与公众接受度的影响，并尝试寻找了公众在核电心理认知过程中表现出“社会人”特征的制度原因。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0，02.